折改道受授愿老实悫（què）诚实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

折：改道。

受：授。

愿：老实。悫（què）：诚实。

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备民众的。治国而抛开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却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却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却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追赶，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到处有卖兔子的，盗贼却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急切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现在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固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众说纷纭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走邪路去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社稷灭亡的道路。如今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果不由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解读，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中文字和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法吏，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大奸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大盗都谨慎老实，而都能各自为治。所以确定名分，是社会得到治理的办法；名分不确定，是社会形势治理混乱的办法。社会得到治理就不会乱，社会混乱就不会得到治理。社会形势治理混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社会得到治理再加治理，才会安定大治。所以，圣王在社会得到治理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社会形势治理混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绳墨：本为木工打直线的墨线，此指规矩。

道：通“导”。

微妙地表达思想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规范而行为都正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理解后别人才能够明白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理解后别人才能够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确定名分，愚人智者都能理解。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负责法令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触犯法令的危险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法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明白易懂，又给人民设置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引导他们理解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靠近什么，避祸近福，就都能各自为治。所以，明君凭借人民自治的基础来完成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前 言

《搜神记》是晋人干宝编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收录古代及当时流传的各种神仙鬼怪故事，意在说明神仙之道实有，鬼怪之事不诬的有神论观念。

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少年勤学，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典籍颇感兴趣。西晋末年，因才干出众，干宝被朝廷召为佐著作郎，后因平定叛军有功，封为关内侯。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领国史一职。后因家贫，补为山阴令，又做过始安太守。后来又担任过司徒右长史和散骑常侍。著有《晋纪》二十卷，《搜神记》三十卷，并著《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隋书·经籍志》又著录其《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不过，除《搜神记》外，其他各书都已散佚。

关于《搜神记》的撰述缘由，《晋书》卷八二《干宝传》有两段较为离奇的记载。其一是说，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一位婢女，引起他母亲的忌妒。父亲去世下葬时，母亲便借机把这位婢女推入墓中，为其父殉葬。十余年后，干宝母亲去世，干宝兄弟打开墓穴，准备将父母合葬时，发现被殉葬的婢女还伏在棺材上，容颜未变，栩栩然有如生前的样子。把她带回家数日后，竟然又活了过来。婢女声称在墓中时，其父常为之取饮食，恩宠如在世间模样。另外一则是说，干宝的哥哥曾经因病没了气息，但体温如常，数日不僵。几天后，哥哥又醒了过来，如同做了一场梦，声称自己看到天地间的各种鬼神。干宝受这两件事情的影响，对神仙鬼怪之事即信而不疑。

除了个人的经历外，《搜神记》的撰述更是作者受时代风气影响，以良史之才，精心为神仙鬼怪立传的产物。从今本《搜神记》的四百六十余则故事来看，主要宣扬神仙术士之神通、精灵古怪之淫祀、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之报应等方面的思想，而这些都是汉代以来非常流行的黄老谶纬之学，民间淫祀之风，阴阳五行之理，以及佛教报应之说，推波助澜，相互杂糅而形成的时代风习。干宝沐浴此风，闻见既广，乃以史家笔法，“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突破《汉书·艺文志》的观念，将各种关于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作为“七略”之外的第八略。干宝完成此书后，曾将此书献给当时的名士刘惔，刘惔阅后，称他为“鬼之董狐”，意谓干宝是一位能够秉笔直书、如实记载神仙鬼怪之事的好史官。

《搜神记》，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搜神传记》，原本有三十卷，大概在宋元时期佚而不存。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出来的。辑录者在抄撮群书时难免有讹误，有些条目或文句明显不属于原书文字。不过，整体而言，绝大部分还是与干宝原书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