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认为是魏晋以后谈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以上八种说法中的第一、二、八种，可被确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韬》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骑兵的选拔标准、作战特点及其与步兵、车兵的协同配合，这是骑兵大规模用于战争之后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反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的“变服骑射”，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组建骑兵部队的帷幕，据此可以推定《六韬》成书的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与今本《六韬》前三卷《文韬》、《武韬》、《龙韬》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与今本《六韬》的篇题与文字相合的竹简。银雀山《六韬》竹简不避西汉帝王讳，如汉高祖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同样，定县《六韬》竹简也不避帝王讳，如汉文帝的“恒”字。这两次出土的文献，尤其是银雀山汉简，有力证明了《六韬》成书的下限不应晚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前的楚汉相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所以《六韬》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而上述关于《六韬》成书年代的第一、二、八种说法因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应是孔德骐、吴如嵩等主张的第五种，即《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至于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则已很难确考。认定此说的主要理由在于《六韬》一书整合了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说，其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誉的确不虚。举凡兵、儒、道、法、墨、阴阳等先秦学派的政治理念与兵学思想，均在《六韬》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反映了战国后期天下学术趋于综合的时代特征。此外，它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处，这说明《六韬》与这些著作产生的历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六韬》一书绝非属于平庸的“杂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简单拼凑而成的，而是借鉴中有发挥，整合中有创造，显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与军事素养。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而应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观照军事，这一观念在《六韬》当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大致说来，《六韬》全书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韬》与第二卷《武韬》的主要篇幅，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

《六韬》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对话连缀而成的。对话者仅三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周文王、周武王虽贵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却十分谦逊，的确像是勤学好问的学生；而姜太公则有问必答，释疑解惑，见识卓绝，不愧其“师尚父”的身份。出现在《六韬》前两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视君主的行为规范建设，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文韬·盈虚第二》），不厌其详地从各种角度探讨为君之道，使得为君之道构成了《六韬》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墨家的尚贤节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罚严明等，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慎德》）的思想，反复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第十六》）的理念，并立足于此大力构建其利民主张。

类似的表述，亦见于《吕氏春秋·贵公》与《逸周书·殷祝》。《吕氏春秋·贵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书·殷祝》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仔细辨析两者的语境与意蕴，可知《吕氏春秋·贵公》强调的是：身为“万民之主”的君王不应将天下视为某一个人的天下，不应只偏私一人而罔顾他人。君王应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无私，普施恩泽，关爱天下每一个臣民。再看《逸周书·殷祝》，它着力传达的是君位无常的思想，以此显示推翻夏桀统治的商汤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天子之位只应属于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天下，治理天下。

与《吕氏春秋·贵公》、《逸周书·殷祝》有所不同的是，《六韬》既无意营建与天道相通的“贵公”境界，也无意论证既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维护君权的角度，放眼争名逐利、计较得失的凡俗人世，盘算着怎样才能帮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认定“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文韬·文师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独享天下之利，而应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好处。在《六韬》作者看来，能够给天下臣民分利，关乎政权的安稳、天下的得失，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武韬·发启第十三》）。只有以“利而无害”的方式“爱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韬·国务第三》）；国君要懂得创造财富的重要，并肯把财富分给宗亲，因为“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第七》）。不同于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论姿态，《六韬》作者高度重视“利”，甚至声称：“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第一》）这里的“道”，虽然没有道家“道论”的宇宙哲学的深邃，也没有儒家“道论”的政治伦理的高标，却能贴近现实民生，深切地体恤天下百姓的贫苦，认为君主应使人人获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坐稳王位，否则就会丢掉江山，失去天下。历史证明此论并非危言耸听，秦王朝不正因为实践了李斯只满足君欲的所谓“独擅天下之利”（《史记·李斯列传》）的主张，竭泽而渔，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快速灭亡了吗？《六韬》的利民主张，提醒历代君主关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灾难与悲剧就会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深化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天下苍生的生计改善与利益维护。

作为兵学经典，《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建树更为可观，多方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论述细密，创见颇多，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特别值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