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濮阳人，阳翟的富商，家累千金。他曾在赵国的首都邯郸经商。当时秦王的庶孙异人正在邯郸做人质。因为他在秦国的地位低下，赵国对他很不礼貌，他的处境十分窘迫。吕不韦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时机到了，他说：“此奇货也，不可失。”当时秦昭襄王立安国君为太子，而安国君最宠幸的华阳夫人没有子嗣。吕不韦抓住这点，便游说异人，说可以帮助他回国登上王位。异人十分感激，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通过各种手段，首先博得华阳夫人的信任，使子楚（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改名子楚）成为安国君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不到一年便去世，子楚顺利成为秦国的国君，即庄襄王。庄襄王即位后，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一跃成为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吕不韦在庄襄王、秦王政时期为相十三年。庄襄王在位三年而死，秦王政即位时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秦国的大政方针，都由吕不韦掌控。吕不韦主政时期，为秦国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吕不韦主张并致力于对六国的战争，亲自率军消灭东周，使作为号召力的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这是对东方诸侯的一次沉重打击。吕不韦主政时期，对六国发动一连串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扩展了秦国的疆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一反秦国传统的独尊法家的政策，广收天下之士，尤其是引进大量儒士。在经济上，吕不韦在主张尚农的同时，也鼓励工商，他曾说：“凡民自七尺以上者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当时秦国的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都是吕不韦鼓励工商的政策的结果。秦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它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吕不韦内政方面的诸多政策，与秦王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秦王政在亲政后的第二年，便以吕不韦牵连嫪毐与太后的事件为借口，免去了吕不韦的丞相之职，使他回河南封邑。两年以后，又怕他作乱，将他徙居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便饮鸩自杀。

二

吕不韦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39年），即秦王政亲政前两年，召集天下名士，共同编纂了《吕氏春秋》。吕不韦是这部书的主持人，这部书体现了吕不韦的思想。吕不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部书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入手来分析。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定，六国诸侯已无力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并且凭着他政治家的敏感，感到秦国统一天下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而保持住天下才是真正困难的事。他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作为相国的吕不韦，他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使秦国长治久安。吕不韦不同意用自秦孝公以来几乎处于独尊地位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他必须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这一部《吕氏春秋》就是他为秦帝国维持长治久安所提出的治国方略。他曾公开宣示自己的主张，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企图以相国之位，仲父之尊，迫使秦王政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也维持他自己的权势地位。如果说战国时期百家并起是与诸侯纷争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那么，《吕氏春秋》的出现，也正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的。

《吕氏春秋》是一部结构体系十分完备的著作，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它的结构体系是经过精心安排、精心设计的，自成一个系统。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纪、览、论。“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份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八八六十四篇（第一览有始览缺一篇，现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六六三十六篇。还有一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放在十二纪后边。总括起来《吕氏春秋》全书共160篇，结构完整，自成体系。

现在所能见到的《吕氏春秋》最早的版本是元代至正年间的刻本。明代出现一批刻本。通行的本子是清代毕沅的校本。现在又有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今注今译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吕氏春秋译注（修订本）》。

三

《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性质。它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又对道家思想进行了较大的改造，摒弃了道家思想中某些唯心的成分。

关于宇宙本源的认识，是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吕氏春秋》继承并发挥了唯物主义的精气说，认为宇宙的本源是一种极其精微的物质即精气，这种精气又叫做太一，又称作道。正是由于这种精气或太一或道的运动和结合而产生千姿百态、性质迥异的天地万物。《吕氏春秋》在二千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宇宙是由物质的精气构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